作者：维舟近些年来，“政治正确”一词经常见于海内媒体，但从网上言论看，海内民众普遍不怎么把它当回事，许多人甚至公然表现对其厌烦和不屑一顾。从这个小小的切片入手，我们或许正可窥见中国社会的某种特殊心态及其转变。▌一个词语，各自表述“政治正确”通常意味着不成文的行为规范，它原本是英文political correct的对译，但即便在英语中，它的泛起也很迟。

现代意义上，“政治正确”首次泛起于托尼·班巴拉（Toni Cade Bambara, 1939-1995）出书于1970年的文集《黑人妇女》，此人是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、纪录片制片人和社会运动家，其双重身份（少数族裔、女性）在民权运动汹涌澎拜的年月，自己也相当“政治正确”。确定无疑的是，“政治正确”的泛起和盛行并不是伶仃的，它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民权运动息息相关——从1955年黑人女性罗莎·帕克斯以拒绝让座抗议种族隔离，到1963年马丁·路德·金揭晓“我有一个梦想”的著名演讲，再到厥后的反殖民反越战、1969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堕胎权利之争。这一系列的事件，一言以蔽之，是原先被美国“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”（WASP）压抑的边缘群体开始发声，争取自身权利，进而抗议社会中或隐或显的歧视。于是，许多带有歧视、侮辱和冒犯色彩的称谓、词语都逐渐被系统性地清除或改用，如“黑鬼”（negro）必须改用“黑人”（black）或“非裔美国人”（African-American）。

在好莱坞影戏中，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形象也徐徐正面化了——虽然也有像塞缪尔·杰克逊在《王牌特工：特工学院》（2014）里饰演大反派，但谁人角色也是个亿万富翁。最能典型折射出这一变化的，是美国智力障碍专业组织随着时代变迁，不得不五易其名：1876年建立时它名为“美国弱智与低能儿福利院医疗官员协会”，直言不讳地使用了“弱智与低能儿”（Idiotic and Feebleminded Persons）一语；1906年它更名为“美国低能儿研究协会”；1933年，由于“低能”一词已隐含侮辱性意味，它再次更名为“美国智力缺陷协会”；久而久之，“智力缺陷”（mental deficiency）也常被用于歧视诅咒，于是到1987年，它第四次更名，改称“美国智力障碍协会”。

“智障”曾是用以形貌智力残疾的词中最为中性、温和的说法，但厥后也被广泛用于辱骂，2006年协会只得再更名为“美国智力与发育性残疾协会”。固然，“政治正确”并不只是一堆委婉语，也意味着政治实践中努力推动平权、支持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。但正如《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》一书中所说的，为平权而接纳的“扶持措施计划经常无法满足任何人。

男性白人诉苦是反向歧视，而妇女和少数民族则仍然表现没有给予他们什么时机”。最有争议的，是以配额的方式推动平权，理由是为了赋予边缘、弱势的群体更多时机，应加以特别扶持。近期奥斯卡奖颁布新规，以后要申请最佳影片必须要切合若干条件，如其中要有三成以上的配角演员是边缘群体：有色人种、女性、LGBT、聋哑残疾人（包罗这四种中的其中两种）；又或主角就是少数族裔。这难免引发不小的争议，因为这些要求虽然很是“正确”，却和影片的艺术性并无直接关系，而且把文艺政治化了。

▲ 201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《月光男孩》因其“黑人同性题材”被指是“政治正确”的受益者。按中国人的说法，“政治正确”可以说“出发点是好的”，但在实践中，就会泛起种种各样的不行预料的庞大问题。一如今年美国弗罗伊德事件引爆的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（Black lives matter, BLM）运动，这无疑是在支持黑人反抗生活中遭受的不公与歧视，但也有一些黑人站出来说，黑人确实也需要直面自身的问题，而不能都归结为外部因素，不能因为是黑人，就把所有品评都看作是政治不正确的——这些人之所以能这么说，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黑人，换言之，在“政治正确”的红线下，同样一番话，白人不敢说，黑人却可以说。这里的问题在于，一句话究竟是实事求是的品评，还是隐含着歧视，在差别身份、差别态度的人看来，也许感受和效果迥然差别。

更进一步说，那涉及的恐怕也不是话语背后的禁忌以致“虚伪”，而在于这是否属于对方应受尊重的权利。由于现实中差别社会在政治结构和文化上的差异，人们所处的位置和切身感受也大异其趣，这就难免造成对“政治正确”迥然差别的种种明白。▌透过“政治正确”的棱镜看中国像许多理念一样，“政治正确”的说法一旦进入到中国社会的语境，语义很自然就泛起了变化。

虽然也有人按“美国式”理念去明白它，但中国社会究竟没有履历过美国那样广泛的民权运动，因而很难切身体会其原本的敏感性。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作家何伟就发现，美国的那种“政治正确”在中国基础行不通。

在招聘会上，“没有禁忌语，没有间接迂回，没有人说‘成为团体的一部门’、‘发展的时机’、期待每小我私家‘动力十足，极富缔造性’之类的话。人们怎么想，就怎么说出来。人们举行的评价极尽直白，凭据兴致或偏见行事，十分随意”。

在中国，虽然任何公司聘用人才时的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，但却时有发生，连美团都曾果然说过招人时不要黄泛区和东北身世者；而在美国，别说是地域、族裔、性别，就是年事歧视，也足以被告上法庭——在海内，许多用人单元在公然招聘时说的一句话是，“35岁以上不思量”。不难看出，这样的社会情况包罗着两个相反的面向：它既推崇本真、直抒胸臆，却又可能缺乏对他人权利的尊重。

一些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言行所可能隐含的歧视意味，甚至意识到了也不妥回事，好比有的男性果然谈论女性时，即便令后者不快也拒绝致歉，还自认是个性的体现，以致自我辩解“男子就是这样”。这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出来：中国社会当下的委婉语不蓬勃，最盛行的反倒是那些重口胃的粗鄙词汇，诸如“屌丝”、“然并卵”，它们的流传力正来自于这种极具杀伤力的直白表述。也早有在华外籍人士震惊地发现，中国的网络上，连一些社会精英在公然场所都市毫无忌惮地用侮辱性的“阿三”来称谓印度人，而在美国，这不说让他们声名扫地，至少也足以让他们惹上贫苦。

在西欧，“政治正确”更像是“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文明人基本修养”，意味着不成文的社会共识，划定哪些是不行接受的，直接关系到利益群体的权利诉求；但在中国，人们所明白的“政治正确”实际上是另一种意思，相当于是某种“正统看法的外部约束”，因为行为规范是由国家权力决议的，这与其说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，倒不如说是不能触碰官方的政治红线。王学泰在《发现另一其中国》中所指的就是这一寄义，所以他才强调，在中国以往那种“百分百的政治正确”气氛下，“人们只能说官话、套话、假话、空话”。

这样一来，在中国人心目中，捍卫“政治正确”好像就成了卫羽士，以致是假道学，这些人以正统的理念自命，对其他不合己意者一概不容。确实，在西欧也有人抱有类似看法，他们诉苦“政治正确”勉励了虚伪，让人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小心不去踩“政治正确”的红线，如小说家理查德·杜灵（Richard Dooling）就曾挖苦：“政治正确的中心吊诡在于，它要求所有事物都多元化，但就是不包罗思想多元。”在一个自治能力较弱的社会，如果最终由权力来决议什么能说、什么不能说，那么政治禁忌往往就会酿成权力博弈的工具。

评论家翁贝托·艾柯就指出，在意大利政坛的守旧派阵营中，有些人甚至将“政治正确”视为让持异议者闭嘴的工具，有意松弛其名声，险些让“政治正确”酿成了骂人话。但在中国，这种反映却尤为强烈，许多人对“政治正确”抱有双重的反感：既不喜欢受约束，也不喜欢那些以政治正确自我标榜的人，他们绝不掩饰自己的偏见，而把别人的规劝或捍卫权利一律看作是道德说教。当中国传统的道德秩序逐渐瓦解，人们从礼法中挣脱出来时，他们追求的是一种“无法无天”的自由，此时社会的自我规范尚未建设，如果有人抗议他任意而为，获得的很可能是恼怒的反映：“岂非不能说真话了吗？”——岂非我不能表达，我就是讨厌女人/黑人/同性恋吗？在这个意义上，西欧的那种“政治正确”其实是一套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共识，但中国人却从来不是公共人，公共、隐私的分界也还没有充实确立，加之权利意识的冷淡，许多人固然更愿意率性而为，“老子想怎样就怎样，你别用任何道德上的工具来约束我”。

人们只有在恒久的来往互动中，逐渐意识到自己的“自由”以他人的权利为界限，那种反歧视性的“政治正确”才气被更多人所接受。只管每个社会都难免碰面临自己的问题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政治正确”自己旨在对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公加以“矫正”，因而关键之处在于如何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，而不是因为“政治正确”自己引发的问题，就以为它不须要去做、也不应加以批判地反思。

最终，这取决于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“更好的社会”。​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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